口述｜方略
方先觉（1905－1983），抗战名将，1944年时任国民党第十军军长，率部坚守湖南衡阳，以不足两万军队抵抗十万日军长达47天。衡阳保卫战是抗战史上最惨烈的一场城市保卫战，给日军以沉重打击。
第三次长沙会战中，方先觉就曾接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电话。薛岳问道：“阵地能守几天？”方先觉回答：“能守一个星期。”当被问到如何“守”时，方先觉坚定地说：“一线守两天，二线守三天，三线守两天”。挂下电话，方先觉写下遗嘱。负责转交遗嘱的副官张广宽在看过后，决定将其公之于众。于是在第二天的《长沙日报》以：“方师长誓死守土，予立遗嘱”为头版大标题，将遗嘱全文刊登：
“蕴华吾妻：此次我军奉命固守长沙，任务重大，长沙的存亡，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，我决心以身殉国，设若战死，你和五子的生活，政府自有照顾⋯⋯希吾妻勿悲！夫子珊，民国三十一年元旦。”
时隔两年半，这份遗嘱恐怕仍然有效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守衡阳，方先觉不只守了7天，而是坚守47天。
我父亲方先觉是个纯粹的军人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他不懂政治。他这个人很豪爽，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因此得罪不少人。人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“方大炮”，就因为他敢讲话，不顾后果。
方先觉
“不守军纪”的“方大炮”
他跟我讲过，在黄埔三期受训的时候，学校伙食有问题，学生们觉得食堂克扣伙食。但是没人敢讲话，就把我父亲推出来，一帮学生怂恿他去提意见。结果他跟搞伙食的人打起来了，一打架，学校就把他除名了。好多年之后这段经历又给“平反”了，说起来他仍然是黄埔三期毕业，实际上他在黄埔军校没有读完，眼看快毕业了，倒落了个“不守军纪”的罪名。
这事也没让他吸取教训，他从来不懂钻营拍马，唯一懂的就是打仗。他到军队是从连长开始当，就因为他肯往前线冲，慢慢打出名声来，没有凭借任何关系。军队里边方先觉的威望很高，人家为什么肯为他卖命打仗？因为他这个军长很爱兵。我跟着父亲在长沙住的时候，跟着他去巡视部队，看到那些兵正在吃饭。士兵们都是坐在地上吃饭，锅碗都在地上，这时候看见军长过来了，按规矩士兵统统要起立敬礼。但是我父亲觉得不能这样，这个太骚扰人家吃饭了，就下令说以后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军官走过来，士兵吃饭时间不许起来敬礼。他说当兵苦，吃顿饭都吃不好怎么行。
衡阳保卫战
把钱都花在士兵身上
那个年代士兵犯错了要打屁股，用扁担打，这是军纪。但是我父亲就讲，打屁股要打出声，可是这个声音从屁股上传来不够响，要让扁担尖打在地上。这样打的话，其实就是地板响，打不到屁股，他就跟负责打屁股的人这样吩咐的，他舍不得打兵。
还有就是军队里的贪腐很严重，将官们贪腐的办法就是吃空饷，比方说一个部队本来有三万人，打过几次仗以后有死伤，可能就剩下两万人，但是往上面报还是按三万人来领军饷，那么这个多出来的一万人军饷就可以私下吞掉。当时第十军打了好多仗，长沙会战、常德会战，兵员少了很多，一大笔钱放在那里。我父亲就说，我们不是叫“泰山军”吗，我们是国军的骄傲，不能够穿得破破烂烂的，现在有一笔钱可以给大家做新军装——湖南纺织业很发达的，所以做了很多军装发给士兵。穿上新军装不能还穿草鞋，就又做布鞋。
他把钱都花在士兵身上了，所以我们后来逃到台湾去的时候，很多国民党军官都是家财万贯，带着好多金条，到台湾买大房子，住得很舒服。我们家没有什么钱，母亲跟我讲，带到台湾只有八根金条，人家都八百根不止。我母亲后来经常半开玩笑半哀叹地说，我怎么嫁这么傻一个人啊，人家当大官都要捞钱的。
八根金条，要吃要用，很快就花完了。好在蒋介石还念方先觉的功劳，说正职的差事你不合适当，就当副职吧。所以我父亲后来当过好多副职，像什么澎湖防卫副司令、第一军团副司令什么的，其实没什么事情做，就是蒋介石让他养家糊口。
1944年，方先觉受到蒋介石召见，并授予青天白日勋章
和子女关系“淡薄”
父亲同我们几个儿女之间的感情，现在想起来其实挺淡薄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官职小的时候，当连长、营长都不让带家眷，官做到师长和军长才可以带。所以我小时候住在上海，在外公外婆家里长大的，很少见到他。后来他官大起来，事情也多了，又忙，还是经常见不到。我们住在浙江的时候，他带着军队在江西、湖北打仗，直到后来当了第十军军长，住在长沙，母亲才带着我们跟过去住。
我家在衡阳建了一栋房子，是准备长住的，那时候他倒是有段时间经常在家。可是在家他也不同我们讲话，我们叫声爸爸，他答应一下，我们就赶快跑了。他太严肃，小孩子跟他没有话讲。
话虽然少讲，但是他会叫我们读书。在衡阳那两年，我每天要写字，临柳公权的帖，父亲逼着我们每天要写好多字，还要读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什么的。我年纪很小的时候读书也少，所以真正启蒙其实是在衡阳，在父亲身边这两年。那时候没有电灯，我们用的是燃油灯，夏天蚊子特别多，我坐在灯下看书，拿个扇子噼里啪啦乱打，看书很上瘾。每天没有别的事情，就是看历史小说。
家里有很多书，但是我没见父亲看过。他在家时也总有人来拜访他，来的人大部分是他的部下，也有衡阳当地的很多士绅。我们家感觉最安定的时候就是在衡阳那段日子。衡阳当时是非常繁荣的地方，因为打仗，江苏、上海的很多工厂都迁过来了。
可是好景不长，我们家是1942年底到衡阳，1944年5月就要撤退了。日军向大西南迅猛进攻，局势很危险。我们家本来就是要撤的，我心想父亲最好赶快到重庆当高参去，这样子我们可以不要再担惊受怕了。结果没几天父亲回来说，委员长下命令要他带兵，现在敌人离我们很近了，没有时间，家眷先走。
那个时候衡阳西站挤满了逃难的人群。部队给第十军的眷属拨了两节车厢，往桂林撤。所以我们还算是舒服的，但这种撤退也非常仓皇、忙乱，人挤得不得了，车顶上都爬满了人。我母亲那个时候刚生了我大妹妹，母亲没有奶水，找奶妈喂的。可是奶妈没有跟我们撤退，母亲就犯愁，火车上这么挤，孩子要吃奶怎么办？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奶粉可以冲。
母亲就在车站的人群里看，看哪里有抱小孩的女人。结果就看到一对夫妻，大概是浙江人，母亲注意到那个女人褂子前面是湿的——过去女人不用奶罩，一看胸前湿的，应该就是在奶孩子。母亲就过去问，才知道这对夫妻的儿子生下来没有多长时间就死掉了。那夫妻俩也觉得很巧，他们是上不了火车的，母亲就请他们上来帮忙带孩子，把这夫妻俩高兴得不得了。